常德细菌战：一座城的劫难，几代人的伤痛

熊用楠，三十一岁；熊八生，二十八岁；熊绍武，八岁；熊绍平，五岁。

在熊善初留下的陈述中，这四个名字分别属于他的两位兄长和两个侄儿。1942年10月，鼠疫夺走了他们的生命。那一年，熊善初十三岁，自己也曾染疫，经过救治才得以生还。

熊善初写给童增的信 ©️童增工作室

半个多世纪后，他将亲人的姓名与年龄写进控诉书。时间让幸存的少年步入老年，却没能让他的兄长和侄儿再长一岁。与这份陈述一同保存在童增书简中的，还有高业君讲述的另一段家史。一个人从疫病中活了下来，一个人出生在战争结束之后；他们各自的人生，却都被常德的那场灾难深深改变。

1941年11月4日，侵华日军731部队在常德实施鼠疫细菌攻击。飞机飞临城区，投下谷麦、棉絮等物，将携带鼠疫病菌的跳蚤散播到居民生活的地方。当时的常德连接抗战前后方，是重要的交通与物资供应枢纽。日军将细菌武器施用于这片土地，平民的生命成为侵略战争的牺牲品。

飞机离去之后，灾难仍在延续。1942年秋冬，常德乡间的石公桥、镇德桥相继遭遇鼠疫。战时防疫部门编发的《疫情旬报》等档案，记录了当地不断出现的病例与死亡，以及防疫人员设立临时机构、隔离医院开展救治的经过。这些留在公文里的疫情，落到一户人家身上，便是亲人猝然离世、生计从此改写。

熊善初的家乡黄公咀，便承受了这样的苦难。据他回忆，自己染病后，在老师和教导主任丁介南的帮助下，被及时送往石公桥简易医院，经过八天治疗脱险。然而，两位兄长和两个侄儿终究没能活下来。

三十一岁、二十八岁，正是应当继续谋生、照料家人的年纪；八岁、五岁，人生才刚刚开始。这四个年龄并列在一起，让人看见一个家庭被夺走的现在与将来。此后漫长的年月，幸存者还要继续生活，那些原本可以共同经历的日子，却永远少了他们。

熊善初记下的还有乡邻的遭遇。根据他所述的一年来的座谈调查与亲历，黄公咀村周围不足两平方公里内，41户共124人死于鼠疫。这个数字有着具体的地域与家庭。它意味着灾难曾如此密集地降临，一户人家的哀痛尚未平息，邻近的另一户也已失去了亲人。

对于失去亲人的家庭，活下去还意味着重新支撑起这个家。在另一份陈述中，高业君记下了自己与妻子李光荣两家的遭遇，也写下了这场灾难留给下一代的重负。

高业君出生于1946年。他对两家劫难的了解，来自父亲与岳父的讲述。当年的李家住在常德城东符家码头，家中有人做装卸搬运，有人经营绣花零售，七口人靠各自的劳作维持生活。按照他的陈述，1943年10月，家中接连有人染疫。李友田、刘本元夫妇先后去世，随后，李少全、刘四贤、李少严、陈玉兰两对夫妻又在短短四天内相继病故。七口之家，只剩下当时尚未婚配、后来成为高业君岳父的一人。

高业君写给童增的信©️童增工作室

高家与李家原有亲缘往来。高业君的祖父高建琅、叔祖父高建满，农闲时常到李家所在的码头参与搬运劳作。李家人患病时，他们前去探望，亲人去世后，又帮助料理丧事。据高业君记述，两人回家后也发病，于当月下旬去世。

两家共失去八位亲人。高业君特别记下，李少全、李少严、高建满三人没有留下后代。家庭失去亲人，也陷入了贫困与债务。他写道：“我和妻子李光荣从小就清贫劳累。”

这句话将战争的伤害带到了下一代面前。出生在战后，并不意味着能够从一段完整安稳的家史出发。长辈的缺席、家庭的困顿，已经先于孩子来到这个世界，成为他们成长时必须面对的现实。战争结束了，许多家庭还要在亲人的缺席中，艰难地重建生活。

高、李两家的遭遇中，还有一处格外令人痛心：探望病中的亲人，帮助逝者料理后事，本是寻常的人伦与情义。日军制造的灾难，却让这些相互照料的举动也蒙上了死亡的阴影。一个社会赖以维系的亲情与信任，同样承受了战争的摧残。

多年以后，熊善初与高业君将这些经历写成陈述。高业君的陈述写于1998年12月，熊善初的陈述写于1999年1月23日。两份文字用了同一个题目：《控诉日本细菌战的滔天罪行》。

他们重新讲起失去的亲人，要求罪行被承认、责任得到追究，也要求为受害者讨还公道。写下这些经历，意味着一次次重新面对家庭最痛苦的往事。而当家中的叙述成为公开的证言，那些死去的人，便有了继续向世人陈说冤屈的可能。

高业君（右二）随中国代表团出席在东京举行的和平集会“2009为了和平的证言——验证731部队·细菌战”

图源：中新社

这条路异常漫长。据《新华每日电讯》2019年的报道，2002年8月27日，东京地方法院在一审判决中认定了日军在华实施细菌战的事实，却驳回了原告要求谢罪与赔偿的请求。此后，受害者与遗属继续上诉。

2004年，七十五岁的熊善初来到东京，在二审法庭上陈述自己的遭遇。这个曾在十三岁时死里逃生的人，六十余年后仍要向法庭讲述自己的亲人为何无辜死去。报道引述了他的法庭陈述：“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家，都有自己的骨肉亲人。”

这句话朴素得几乎不需要解释。它要求听者面对最基本的人情：亲人被无辜夺去，幸存者与遗属的悲痛，以及他们对公道的盼望，都应得到认真对待。承认已经发生的伤害，回应受害者的诉求，本应是面对历史时不可回避的责任。

后续诉讼并未实现原告的谢罪与赔偿诉求。2019年，记者见到熊善初时，九十岁的老人仍保存着陈述书和受害者资料。从少年到暮年，亲人的离去始终是他生命中的伤痛，为他们讨还公道的愿望，也留在了这些被长久保存的纸页里。

熊善初老人怀抱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名册及个人陈述书等资料

图源：《新华每日电讯》2019-8-30报道

在自己的陈述末尾，熊善初还写下了让日本人民了解真相、阻止历史悲剧重演的愿望。追究侵略者的罪责，维护受害者的尊严，正是为了使后来的人懂得，和平需要建立在对事实的正视和对生命的尊重之上。

今天重读这两份陈述，熊绍武仍是八岁，熊绍平仍是五岁。对于亲人，他们的缺席从未因为岁月流逝而变得轻微；对于历史，制造这场灾难的罪责，也不应因为见证者老去而被淡忘。

那些短暂的一生，应当留下姓名；那些被摧毁的家庭，应当得到公道。书简保存下来的，是受害者未能说尽的往事，也是交到后来人手中的一份郑重托付。

撰稿：邓越辰

编辑：许胜寒 王语嫣

图片提供：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

*图文未经《童增工作室》授权，不得擅自使用